“贝叶经”叶叶尽是文明篇，刻本写本皆真经。

2000多年来，在印度、缅甸、尼泊尔，中国西藏、新疆等地，用梵文、奥里亚文、僧迦罗文、缅甸文、回鹘文、和阗文、吐火罗文等拼写的贝叶经各种写刻本，完整保存了佛学三藏原典。不仅记载了无数被历史湮灭的佛教原始真迹，也记录了古人在哲学、医学、数学、天文学等领域取得的成果，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文献典籍是目前世界上古文献中最为珍贵的原始资料之一。

为此，贝叶文献堪称是全人类文化宝库中的圣典。现存的贝叶经写本，尽管在数量上不如纸书写本，但是在佛典中却占据很重要的地位，因为佛经的梵文写本主要是贝叶写本。

随着纸张的发明，贝叶逐渐被黄纸所取代。但贝叶写本的影响仍然巨大：即使是流行纸书，有时也依据贝叶的形式而做成贝叶型的纸;贝叶写经长期支配了印度书籍的样式，而且贝叶的形制和书写用笔，对梵文的字体也有很大的影响。随后，贝叶经逐渐形成一种民族文化。如，在中国的傣族文化传统中，就有“贝叶文化”的提法。“贝叶文化”是因为傣族的文化内容用贝叶经本记载而得名。据傣族文献《帕萨坦》载，佛陀涅前，其弟子就曾来到缅甸一带传播佛法。

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当地人民不但学会了贝叶的制作和刻写技术。此后，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的每一次重要事件，都在这一片片贝叶上记录下来。久而久之，刻写在贝叶上的内容就涵盖了社会所有的文明成果。 
作为世界佛学宝典的贝叶经不但具有重要的历史文献价值，制作工艺上也让人侧目。即便都是贝多罗树的叶子，由于地理条件和制作工艺上的差异，有些贝叶经尽管大小相差无几，厚薄却不同。由于气候等原因，至今保存下来的在清朝以前刻写的贝叶经原叶极为稀少。中国汉地的贝叶经，大多于盛唐时期传入。

据《大唐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记载，玄奘法师在公元667年时，从印度带回657卷贝叶经，在长安翻译成汉文佛经，这些贝叶经大部分被藏在大雁塔中。

莫高窟藏经洞是世界考古史上一个重大发现，斯坦因、伯希和等人从敦煌劫夺走的珍贵文物中，就有各时期、各种文字的贝叶经2000多片，其中有600片为残叶，现被收藏在大英博物馆、伦敦英国国家图书馆、巴黎国立图书馆等处，秘不示人，学者只能看到微缩胶片，唯有几片残叶在德国公开展示。

央视《走遍中国》栏目报道，现在流传在中国的贝叶经少之又少，仅在西藏的萨迦寺、布达拉宫，国家博物馆、大雁塔、峨眉山、普陀山等处存有少量版本，贝叶经已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西藏萨迦寺原有贝叶经100余部，现在仅剩21部。普陀山文物馆收藏珍贵文物众多，其中两件贝叶经尤为珍贵，其中之一是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春，由竹禅和尚敬献给普陀山普济寺的。清代著名僧人竹禅和尚撰写的《贝叶记》中曾说：“后世之学者得见贝叶真经如见佛面，不枉出家参学，云游十方，益于身心。”印度《贝密传》里写到，能见贝叶经一片即结了佛缘，能拥藏贝叶经一叶者即结万缘、福满楼，功德无量万运通。后世信徒一直将贝叶经作为十分珍贵、神圣的法舍利供奉。

一叶饱含千年史，贝叶经这一叶一片上凝聚的丰富文化内涵，既是人类早期文明对未来文明的贡献，也是对当代文明的有益之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