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讨会现场

线上嘉宾合影

2021年12月27日，由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主办、中国佛教协会人间佛教思想研究基地协办的2021年人间佛教思想建设研讨会在北京以线下线上融合方式举行。此次会议主题为“人间佛教与佛教中国化”，旨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和全国宗教工作会议最新精神，总结中国佛教深厚的历史积淀和发展经验，探索当代人间佛教思想体系，推进新时代佛教中国化的道路实践。中央统战部有关部门负责人、中国佛教协会相关负责人与来自各大院校、研究机构的30余位专家学者共同出席了会议。特编发与会专家学者发言和论文观点摘要，以飨读者。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世界宗教研究所魏道儒研究员作了题为《深入推进佛教中国化与人间佛教的未来发展》的发言。他指出，人间佛教的本质，就是推动佛教走中国化的道路；人间佛教的未来发展，与佛教中国化是同一过程。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成为坚持佛教中国化、人间佛教未来发展的重要内容。中华传统文化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历史根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包含佛教文化，但是现在的总结、提炼和弘扬还不够；许多讲传统优秀文化的著作和文章都对佛教文化讲的比较少。保证佛教的健康传承，关系着佛教的命运；在思想传承上，要坚持和弘扬“正法”，要推进佛教思想与时俱进发展；在法系传承方面，要注意培养“政治上靠得住、宗教上有造诣、品德上能服众、关键时起作用”的佛教界人士。

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南京大学东方哲学与宗教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洪修平教授发表了题为《佛教中国化视域下的人间佛教》的论文。他指出，人间佛教在当代社会与未来发展，有两个基本向度：一是作为宗教，承担起延续佛陀慧命的责任和使命，二是作为文化，为全体社会大众提供精神文化资粮。作为宗教的佛教，要坚守它的宗教性、神圣性、超越性；在人间佛教的推展中，不能因强调人间佛教的入世性，而忽视佛教出世解脱的根本宗旨以及中国佛教契合佛陀本怀的普世性意义和价值。作为文化的佛教，则要通过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使之成为全民族、全人类共享的文化资源。教界、学界和政界携手合作，共同推进人间佛教的理论和实践，更好地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佛教文化，这是人间佛教在当代和未来发展的重要路径和方向。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所黄夏年研究员发表了题为《“人间佛教”与“佛教中国化”的内在逻辑》的论文。他指出，“人间佛教”的内在理路是在当代现实社会背景下，以“人生佛教”为超越，利用大乘佛教的组织化与戒律化，促进佛教转型，建立现代化的“人间佛教”。“佛教中国化”要走的“政教”“文化”和“社会”三条道路，离不开“传统思想文化”“入世”和“现代思想”三大范畴。“人间佛教”与“佛教中国化”终级目的是一样的；“现代性”“入世性”“传统性”是“人间佛教”和“佛教中国化”的共同基础，它们与“神圣性”一起构成了现代中国佛教的特质。“佛教中国化”就是要在当代社会环境下，积极向现代社会靠拢，更好地融入当代社会，完成当代中国佛教适应社会发展、与社会相适应的身分转换，走出一条新道路。

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唐忠毛教授发表了题为《理解人间佛教的四大视域》的论文。他指出，深入地理解人间佛教，不可忽视人间佛教的历史视域、中道视域、现代性视域和中国化视域。“佛教在人间”“佛教为人间”，是从佛教本来具足的“人间性”来理解人间佛教，是佛教立足于人间而实现其宗教性的超越途径与超越方式。中国佛教要在现代性的观念背景下，满足“现代人”从各种现代立场对它的重新理解和认同，因此它需要调整自身以便与逐渐形成的各种近现代观念相契合。人间佛教谋求的是观念与制度两个层面的现代化转变，其目的在于使佛教顺应现代观念与现代社会的变迁，寻求佛教自身的现代化生存与发展。人间佛教情怀，就是基于其对现实众生的真切关怀，既立足于现世，又愿景于来世，且不失于佛教的超越解脱之旨趣。

中国人民大学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何建明教授作了题为《辛亥革命与中国现代佛教的开端》的发言。他指出，当前讨论“坚持宗教的中国化方向”的佛教中国化，不是要将佛教从一个外来宗教如何转变为一种中国宗教，而是要使中国现有的佛教如何积极地适应新时代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现实要求，成为促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积极力量。辛亥革命是包括佛教在内的中华文化从传统形态走向现代形态的一个历史性起点，是中国现代佛教历史的开端。当今中国佛教界最为重要的“爱国爱教”传统不是产生于古代，而正是辛亥革命时期一大批僧俗先进为拯救国家危亡而提出并积极实践的，后来又在抗日战争中再次得到弘扬光大的。继承和弘扬辛亥革命以来中国现代佛教所开启的自觉适应时代和社会发展之需要的爱国爱教等优良传统，对于今天如何在新时期大力推动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纪华传研究员发表了题为《大醒法师人间佛教思想与实践》的论文。他指出，大醒法师作为民国时期中国佛教的栋梁之才，是太虚大师人间佛教事业最主要的继承者和推进者，他坚定地捍卫中国佛教改革和转型的重大使命，积极创办佛学院、佛教会等新型佛教组织，其思想表现出鲜明的前瞻性和时代感。他又是一位精通佛教教义、戒律制度、修行实践等诸多优质传统的捍卫者和传承者；在倡导佛教改革的同时，能够坚持中国佛教自古以来一脉相承的传统立场和见地。这些理性、辩证、创新而不偏离传统的思想特质彰显了近现代高僧在人间佛教实践道路探索中的精神光彩和圆融智慧。中国佛教在近百年努力适应时代发展要求过程中所形成的现代佛教传统的经验和教训，是当代推进佛教中国化、践行人间佛教实践道路的重要精神财富。

南京大学哲学系宗教学系邵佳德副教授发表了题为《近代中国“佛教”概念的重新发明及其影响》的论文。他指出，晚清以来随着西方文化持续进入中国并产生影响，“佛教是什么”这个原先无需言说的问题，引来众多知识精英争辩不休，也成了政府管理佛教必须面对的棘手事务，以及佛教徒身份焦虑的重要来源。“中国佛教是什么”的问题，意味着从更具体以及比较的层面去界定佛教在近代中国和世界的处境。佛教在近代的衰落、复兴或转型的研究范式，都关涉各方对于“佛教”和“中国佛教”之概念的重新认识，其本质是中国如何回应外来观念、文化与制度的问题。

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王大伟教授发表了题为《宋代僧众的日常：茶果、茶药与他们的生活世界》的论文。他指出，茶药、茶果等食物、供物广泛出现在宋代僧人的日常生活中，这些看似并不起眼的饮食之品，被禅僧用作接引学人、讲演禅机的道具。茶药与茶果这些食物，伴随着寺院中茶汤生活、制度、仪轨等出现，时刻在带有仪轨的饮食活动中提撕自我，践行礼制，是出家僧众人生中一直要注意和警醒的制度性要求。现代佛教生活礼俗制度的建立，是当代推进佛教中国化、实践人间佛教的重要面向。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迟帅老师发表了题为《人间佛教与佛教中国化》的论文。他指出，佛教中国化的历史进程表明，大乘佛教是中国佛教发展的基本路径，而现代中国佛教的发展方向就是以大乘佛教为指向的人间佛教。中国佛教的历史和人间佛教的发展现实表明，人间佛教已经成为中国佛教的未来导向，并在不断进行理论和实践模式创新。放眼全球，人间佛教必将促进全球人类文明交流和宗教对话，并为解决全球人类伦理困境和诸神之争的问题提供新的思路和现代想象。

安阳师范学院历史与文博学院许效正教授发表了题为《近代佛教中国化》的论文。他指出，近代的佛教中国化，是中国佛教不断地与经济工业化、政治民主化和思想人文化的时代潮流相适应的动态化过程，在佛教中国化历史中起着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主要表现是僧人组织社团化、僧人教育学堂化、佛寺产权明晰化、佛教理念人间化和弘法方式媒体化。新中国成立后，佛教不断地与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文化和社会主义道德相适应，进入新时代的佛教中国化时期。近代佛教中国化中形成的大乘佛教理念复苏、振兴佛教共识、现代民族意识和国民意识等，应予以高度重视。

韶关学院旅游与地理学院何子文老师发表了题为《作为仪式表演的公民身份：对佛教寺庙公共性实践的一种思考》的论文。他指出，近年来，我国的文化发展问题已经上升为国家战略，“一带一路”背景下“文化走出去”战略、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以及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做出的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重要决议等。作为中华文化传统构成的佛教，在这一政策背景下的转变以展现其在国家文化战略中的公共性角色，是一个重要的现实问题和理论命题。寺庙僧团作为一个社会行动单元，法事活动作为一种公共交往仪式，寺庙作为文化记忆的空间和寺庙功德共同体的塑造。公民身份的仪式表演为寺庙僧团与社会形成一种有机的相互嵌构关系，从而更好地以制度化的方式参与社会公共治理、展现佛教的公共价值与地位，提供了新的思路与实践途径。

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伍先林副研究员发表了题为《印顺法师的人间佛教思想与佛教的中国化》的论文。他指出，印顺法师主张以原始佛教为根本和源头，以初期大乘佛教尤其是般若性空唯名系人间菩萨行的青年佛教作为理论和实践的最高准则；以后期佛教尤其是法界圆觉学或真常唯心论作为适当的补充，才能将佛教最核心和根本的特性——人间佛教的精神充分地发扬起来。印顺法师在理论上总结和提炼出了人间佛教修行实践必须遵循的三大纲领——菩提愿、慈悲心和性空慧。印顺法师提倡人间佛教，认为佛出于人间，佛教修学不应偏离人间的任重致远的久远和长期的实践，是从另一方面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注重人生和人间的“以人为本”的思想，体现了中国化佛教的特色。

西南民族大学哲学学院尹邦志研究员发表了题为《宗法制度下的顿渐之争》的论文。他指出，禅宗的传播深受宗法制度的影响，这一影响体现在对于“传承”的重视上。佛法的传承包涵了两个层面的内容：一是事相上的付嘱，一是心地上的印证；付嘱是作给世人看的，是取信于人的必要手段，有利于弘法事业的开展；印心才是真正的传法，只有心心相印，才能确立解脱的自信，才有承担佛法重担的力量。大乘佛教的传承，本来以法印进行印证、传续，禅宗称为“传心印”；但是受到了“一代一祖师”的影响，产生了正统之争，即“南北之争”。这样的争端，不仅在汉地发生，在藏地的禅宗传承也同样受到影响，产生了“吐蕃宗论”。摩诃衍大张旗鼓地宣传顿悟说、大乘论，对吐蕃佛教形成强烈的冲击，引出了莲花戒等论师著书立说，使大乘佛法的旗帜在雪域高原牢固地树立起来。

河南大学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朱丽霞教授发表了题为《神圣即世俗：北魏洛阳佛教信仰的中国化特征》的论文。她指出，北魏迁都洛阳后由于上层社会的推动，佛教再次兴盛，寺院激增，佛教的发展呈现出世俗社会与佛教双向深度互嵌的特征，佛教成为政治权力博弈的缓冲地带，洛阳佛教表现出很强的国际化和入世性特征。以北魏洛阳佛教世俗与神圣关系的范例可以看出，佛教中国化既是传统的，也是当代的；既是继承的，也是发展的。传统性和继承性是指佛教在中国的发展历史，就是其中国化的历史；当代性和发展性是指佛教在中国化进程中，必然需要契合彼时彼地的社会制度和文化形态。因此，佛教中国化是一个开放的进程，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和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具有内在统一关系的。

南京大学哲学系宗教学系杨维中教授发表了题为《<仁王经>以般若治国主政与“仁王”护教的理念》的论文。他指出，佛教和政治有密不可分的关系，而佛教在兴国安邦上一直扮演重要的角色。《仁王般若经》的核心是“仁王”以“般若精神”治国理政以及“仁王护教”的理念，“仁王”将儒家的“圣王”与佛教的“法王”结合了起来。佛陀将此经以及佛法付嘱给国王，主要缘由是“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并且希望国王勿毁坏三宝。《仁王经》充分体现了佛教的治世思想，这些思想所蕴含卓越智慧具有重要的现代意义，在当今社会以及政治生活中，仍然不可或缺。

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陈永革研究员发表了题为《人间“新佛教”：论巨赞法师的理论建构及其影响》的论文。他指出，巨赞法师结合自身弘化实践而提出的“新佛教”思想，可归于人间佛教的历史溯源及其现实改进的一种颇具思考空间的类型。人间“新佛教”的思想建构，表明人间佛教的思想建构开始从太虚法师以“改革”为导向所呈现的人间佛教类型，转进到以“改造”为旨趣的人间佛教类型。以“改造”为旨趣的人间佛教最终成为时代所选择的佛教时代化的具体实践方式。巨赞法师所建构并持续阐释的人间“新佛教”，充分明确了通过学术化与生产化的协调配合，因地制宜、因时引导而付诸共同实践的新佛教现实路径。

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王佳副研究员发表了题为《净慧法师的人间佛教思想》的论文。她指出，净慧法师认为，“‘人间佛教’的理念是佛教现代化的理论基础，也是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基本思想”，“提倡人间佛教，恢复佛教的人间品质，并不是要让佛教一味地随顺世间而丢掉佛教了生脱死的出世本怀”。当代人间佛教建设力度不够，需要在教理教法研究、僧团建设管理、佛法对治社会问题等三个方面予以加强。生活禅是人间佛教理论实践的一个时代性的发展，是在实践修证层面对人间佛教思想的具体落实。在佛教现代化的进程中，净慧法师的生活禅理念及其实践，以及对人间佛教的思考，可对当代佛教发展提供可取的经验。

江西省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欧阳镇研究员发表了题为《虚云人间佛教实践》的论文。他指出，虚云老和尚人间佛教实践在学术研究上，表现为从事整理佛教藏经、编辑禅宗文献以及办学培养人才，为佛教文化事业的繁荣发展创造了条件；在农禅并重上，主张实行普请劳作的制度，增强僧众的自养能力，达到寺院自给自足的程度，为僧众的生活和寺院的稳定提供了物质保障；在国际交流上，虚云法师扩大了对海外的讲经弘法和资金募化，开展了对外友好往来，既接待海外信众的来访和通信，又输送弟子到海外弘法，为加强对外交往，建立国际友谊，弘扬佛法精神作出了巨大贡献。

中国人民大学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张雪松副教授发表了题为《管窥人间佛教的多元化理解——从对印顺法师<中国禅宗史>重新解读谈起》的论文。他指出，人间佛教是“契理契机”的；人间佛教所契之“理”，太虚大师和印顺法师的理解，确实有所不同。人间佛教最根本的精神，则在于“契机”，即在当今时代，人们所面临的各种新的情况、新的难题，佛教可以给予应对和解答；即人们创造性地运用佛教理念和智慧，能够帮助现代人解决现实中遇到的难题，使得佛教在当今世界可以继续生存和发展下去，便是人间佛教。太虚法师、印顺法师、星云法师对人间佛教的主张，深化了中国佛教界对“人间佛教”的理解，在为人间佛教提供教理基础方面进行了有益的尝试，尤其对避免将人间佛教进行庸俗化的理解，具有重要的价值。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何蓉研究员发表了题为《佛教与世变：论宗教中国化的人心基础》的论文。她指出，佛教中国化的新课题意味着要对世变提出解释，更要对世人的应对给出方向。在持守佛教的根本信念基础之上，以人间佛教为指向，树立新时代佛教徒的经济伦理、工作伦理和生活伦理，使佛教的真义驻于人心、行于世间。

西北大学历史学院李利安教授作了题为《从丝绸之路文明交往变迁看补怛洛迦山的中国化》的发言。他指出，观音道场的空间转移和神圣化建构以及中国各界的广泛认同，共同完成了观音道场的中国化历程。这一中国化历程充分说明，源于印度的佛教文化在中国不同历史时代都会根据当时社会背景和文化变迁等因素而发生不同以往的中国化转变，佛教中国化不是一个在某个时期就可终止的具体任务或具体事件，而是一个不断演进的历史过程。

华东师范大社会发展学院社会学系李向平教授发表了题为《人间佛教与中国佛教的社会性建构》的论文。他指出，人间佛教与现实社会的各种关系，是人间佛教发展的主题之一。人间佛教的人生与人间发展取向，应当就是汉传佛教的社会化变迁方向，从而使汉传佛教的“社会性”建构，成为人间佛教发展过程中的重大问题。社会化是社会群体及其社会关联的社会形式，以一种既不同于国家权力形式、又不同于市场经济运作模式的行动逻辑，进入社会，并且与其他社会群体、或社会组织进行合法交往。社会化作为20世纪人间佛教的内在运作取向，应当是人间佛教的必然发展，也是人间佛教与现实社会之间矛盾关系的互动结果。人间佛教的人间化模式，应当是走出寺庙，主动积极与社会其他群体、组织进行平等互惠地彼此沟通，进而要求一种能够顺利进入社会的组织模式。此当为人间佛教社会性建构的基本价值取向。当代佛教中国化的发展，应是致力于人间佛教的制度化、大众化、社会化、现代化、文化化的五化实践。

南京农业大学政治学院缪方明副教授发表了题为《佛教中国化简论——基于人间佛教理论意蕴增益之探讨》的论文。他指出，佛教传来中国后，为了处理好佛教自身理论与中国主流文化之间的核心价值观导向矛盾，佛教自身内部从译经开始，增益自身济世的理论内涵，在同道教的理论斗争中，不断扬弃“形上”元素，增加入世的语素；同时在回应儒家批判的过程中，逐渐自觉地以儒家宗法伦理中的仁孝思想以及关注民生、济世大众精神作为增强自己人间性话语的源头活水，凸显自身存在的合法性，这同时构成了佛教中国化的历史进程。

上海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赵翠翠副研究员发表了题为《佛教中国化及其现代秩序的变迁——以太虚和星云的“人间佛教”思想为例》的论文。她指出，“人间佛教”能够与佛教中国化进程在理论与实践层面得以打通，并基于慈善、教育、文化、家庭、生死、职业等，最终构建出以佛教信仰为基础，并超越佛教信仰的社会意义，实现从佛教信仰者-现代个体、从佛教信仰共同体-道德责任共同体的现代转型，正是太虚大师和星云大师“人间佛教”思想中最为核心的宗教中国化内容与相通点。“人间佛教”既是佛教中国化的重要表达，亦是佛教中国化变迁与实践的动力机制，二者在现代性这一本质上是相通的，更是彼此推动的过程，既能将佛法深入人间，亦能在世俗中构建现代神圣或超人间性，都将有助于实现中国佛教发展的制度性创新、佛教工作事务的法治化、佛教信仰实践方式的现代化及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间的深度融合，对构建现代佛教组织及管理方式、促进现代人格与家庭神圣、责任伦理，满足大众对于美好生活的需要，乃至良好的社会心态、家国情怀等都具有重大意义。

深圳行政学院哲学与文史教研部张蕾蕾副教授发表了题为《社会分化视角下佛教中国化反思》的论文。她指出，已经被分离了的当代佛教，虽然在宏观层面没有在社会变迁中产生巨大影响，但在微观层面仍是实现社会凝聚的重要动力。当代“佛教中国化”的主要任务是“佛教现代化”的观点，在佛教转型的过程中，佛教独立性、独特的“行业标准”与明确的主体意识将会更加清晰。佛教作为一种宗教制度，又天然地参与在其他制度之中，佛教如何与其他领域（诸如文化发展、公益慈善、国际交流等）更好地互动，从结构分析的视角来看，都对新时代的佛教的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湖南师范大学哲学系丁小平教授发表了题为《“人间佛教”视域下的环境保护思想略论》的论文。他指出，在“人间佛教”的内容框架下，关于环境保护的思想，应从五戒十善和“大乘佛教”两个层面展开，构成统一的整体。站在国家治理的角度，保护环境、保护众生是五戒十善中不杀生而护生的内容。以平等心、菩提心来保护环境、保护众生，对应于六度四摄中的“布施度”和“持戒度”，重在无畏施、摄律仪戒中的不杀生戒，与饶益有情戒相应。小乘佛教依正不二的理论落实为业感缘起理论，大乘佛教依正不二的理论落实为阿黎耶识缘起理论或法界缘起理论。缘起理论本身的究竟与否，决定了小乘佛教、大乘佛教环境保护的原理的究竟与否。在强调自他不二、色心不二的般若智慧下，保护众生、保护环境，是大丈夫当下的本份事，也是大乘佛教的菩萨行。无众生可得而保护一切众生，保护一切众生而无众生可得；无环境可得而保护一切环境，保护一切环境而无环境可得，是大乘佛教不二中道理论的完全实现。

江南大学宗教社会学研究所邓子美教授向会议提交了题为《人间佛教体系乃太虚整体思维结晶——与梁漱溟批评佛教改革思路相对照》的论文。他在论文中指出，20世纪20年代，太虚法师与梁漱溟之间发起了关于佛教改革必要性的著名争论。太虚法师通过与其他哲学的比较，论证了佛学的独特性就在于其“空”观，梁漱溟早年对此并未深入理解。太虚法师与梁漱溟阐由于彼此思维方式的不同，直接导致了梁漱溟反对太虚主导的佛教改革。佛教中的“觉”有两大层面：思维方式（形式）转换的彻底性、平等性、无差别性；其所“照”知识（内容）的个体性、分别性、渐次性、时代性。梁漱溟对太虚改革佛教的批评，激发出太虚以佛学整体思维回应当时佛教界最紧迫的现实问题，最终形成了《人生佛教》《真现实论》两部专著，奠定了人间佛教基本思想体系。人间佛教思想体系正是太虚整体思维（总持智）结晶。

怀化学院民族研究院田彦研究员向会议提交了题为《明真法师的人间佛教思想》的论文。论文指出，明真法师是当代中国佛教高僧，前半生在南岳修行和从事僧伽教育，后半生在北京中国佛学院任教，终其一生都奉献给了中国的佛教教育事业。他行解相应，深入教理，爱好写作，常结合现实生活来阐发佛理；一生爱国爱教，曾参加“南岳佛道救难协会”，宣传抗日救亡思想；新中国成立后，协助人民政府贯彻宗教政策，带领佛弟子走社会主义道路。他的人间佛教思想主要表现在佛法与人生、爱国与爱教、人间佛教与佛陀时代、人间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四个层面，其思想内涵代表了一代高僧对佛教在现代转型之际的发展方向的探索和思考。

陕西省委政策研究室李晓龙老师、陕西省职业技术学院康雅琼老师向会议提交了题为《发扬光大赵朴初爱国爱教思想 坚定不移推进佛教中国化事业》的论文。论文指出，赵朴初的人间佛教思想以爱国爱教观为要义，以报国土恩、报众生恩的世间法为旨规，强调把佛教教义圆融于推动国家富强、民族复兴，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之中，为我国佛教中国化指明了前进方向。学习赵朴初的爱国爱教，佛教界要贯通历史与现实，精进当下与未来，在政治协商、参政议政、民主监督中献计出力，聚焦完整、准确、全面贯彻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为国家安全、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发光发热；要弘扬利世济生、慈悲济世、以戒为师精神，积极适应社会主义社会，讲大局、讲法治、讲科学、讲爱心，服务和融入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高效能治理，围绕县域发展、乡村振兴、文旅融合、环境保护、公益慈善、中医体育等事业当好主人翁，勇担新使命，协同推进人民富裕、国家强盛、中国美丽；要发挥佛教文化纽带的独特优势和积极作用，积极助力民间外交、服务共建“一带一路”、致力祖国统一大业，为祖国和平统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

图文来源：中国佛教协会